1979年3月4日晚，前线部队攻克越南北部军事重镇谅山省。在清扫战场时，我军不少将士已经想着打到越南首都河内的画面了。当时河内百姓和越南政府官员以及国外使馆都纷纷开始撤离，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军队下一步就会向河内发动全面进攻。

意料之中，1979年3月5日，我方政府发表声明：自卫反击预期目的已达成，全线停火、撤军。当时我军在越南北部已经攻克了谅山、高平等军事重镇，从军事角度来看，我军进攻越南首都河内的阻碍已经全部清除，而我军却在这个时候突然选择回师，究竟为何？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大国智慧？

一、“教训”目的实现，霹雳收兵

1978年12月7日，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军委会议，决定对越南实施自卫还击作战。12月8日，中央军委下达正式命令：拟歼灭越南第一线边防部队，摧毁其军事设施，还击越南当局奉行的侵略政策，保卫中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。这是我军向越南发动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行动目标。

中央军委和政治局也讨论了有关对越南作战的相关细节问题，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：战斗打响后，不论战果如何，我军攻克高平、谅山一线后不得恋战，即行撤回。

完成战斗准备后，我军于1979年2月17日凌晨向越军发动进攻。在战斗爆发后第一时间，22.5万人在中越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军发起进攻。在第一阶段为期10天的作战中，我军以歼灭越南高平老街的敌人为目标，同时向同登、芒街和封土地区的阵地发动进攻，以牵制敌人撤退、增援。

尽管很多战士是第一次上战场，第一次在越南战场作战，前期有一定的伤亡情况，但在短时间内将交火线向越南方面推进了约40公里，攻占了高平、老街、柑糖等越北重要阵地。

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，我军继续向谅山省发动进攻，以夺取谅山市和歼灭龟缩在沙巴地区之敌、在战略上形成威慑河内，到1979年3月4日，我军顺利攻占了谅山、沙巴、铺镂、郭参、封土等地，越北各军事重镇基本被我军控制。

当时我军最前沿的阵地就是谅山，再往南走就是大片的平原地带，适合装甲部队作战，越军再没有天险和坚固据点用来防守了，从战略角度来看，我军此时攻占越南首都河内就如探囊取物一般。

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央政府却于1979年3月5日发布声明：对越作战目的已经达到，解放军从越南撤军。在此关键时刻放弃初期战果，也是遵从我军原定计划。当时我们已达成开火目的，再继续作战，性质将不再是还击作战。

另外，在1979年2月14日我方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、保卫边境战斗的通知》中，特别强调了此次“作战的地区、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，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，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。”

开战前就已经明确此次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是有限战争，作战目标就是力争歼灭越北3—5个精锐师，摧毁其浅纵深防御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和防御体系。我军战斗至1979年3月5日已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10个团，歼敌37300多人，俘虏2200多人，破坏了越军针对我们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，已经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目标战果。从结果来看，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已经达成。

二、越南“罪不至死“，但这口气必须出

从1975年始，越南有计划的驱逐在越华侨，到1978年12月底已有200000人华侨被驱逐出境，越军在边境制造的流血事件也上升到了1108起。根据俄罗斯外交部2009年5月解密资料显示，越南在1975年—1984年间至少驱逐华侨1500000人，不仅如此，这些华侨辛苦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也全部被越南当局收缴，在过程中不少华人华侨受伤、死亡。

同时，越南不仅派出陆军部队在边境地区挑起冲突、推倒界碑、蚕食边境、制造流血事件（1978年8月—1979年2月越南武装挑衅超700次，侵占我方领土160多处，打死打伤我军民300多人），还派出海军部队侵占了我南沙群岛96%以上的岛屿。

在此前，我们坚持和平外交的原则，坚持同越方进行友好协商，但越南始终“谈判不成，劝告不听”。鉴于如此，领导人认为常规的谈判措施已经失效，是时候制止苏联的“亚洲古巴”，教训教训越南这个“小霸王”了。

战略初定，军方高层领导在1978年底开始对作战计划、作战时间、作战规模等相关事宜进行了仔细协商。到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再一次进行了严正警告“对于越南，没有必要的教训，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。”

中国身为一个大国，就要说到做到，既然是要教训，那就不能赶尽杀绝，这也有违我们一直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另外，如果在教训目的达成的情况下继续作战，那就是食言，也会对我们的国际形象产生影响。

三、外部势力影响，战略考量下的选择

1975年越南宣布独立后立即背叛胡志明路线，在国内大规模推行“反华”政策。尽管越南已经接受我们给提供的各种援助有20多年时间了，但在政治站位上，越南还是选择了苏联。尽管我们是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，但国际影响力远远赶不上超级大国苏联。不仅如此，当时中苏关系恶化，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又逐渐恢复正常，这对苏联和越南来说都产生了严重威胁。所以苏联和越南联手，计划对我们形成合围态势。

正是在苏联短时间的大力支持下，越南大规模推行地区霸权主义，在中南半岛上扩张势力，推翻了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，还企图拼凑出“印支联邦”的版图。从意识形态上来看，我们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，所以越南对我们极度不满，开始大规模驱逐在越华侨、对我边境军民实施骚扰行动，到后来更是直接制造“流血事件”。

当时苏联是越南最大的靠山，向越军提供了大批军事顾问和军事经济援助。不仅如此，苏联曾计划向蒙古地区派兵，从东北部对我们形成战略威胁，牵制消耗我军。

如果继续作战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苏联的参与问题，如果苏联真的选择武力介入，那我们将会陷入两线作战。当时国内主要工作已经转向经济建设，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国际环境，那么对未来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逆的。

苏联和越南在1979年2月17日开战前就已签订同盟互助条约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苏联的动向，那时我们对越派出昆明、广州两个军区的部队参战，对苏在北边的三个军区都已进入了战时状态。一旦苏联卷入战争，很可能会陷入长期作战，经济就可能会吃不消。所以在此时选择撤军，既可以防止战争规模扩大，也可以防止苏联卷入。

四、装备不足，继续作战弊大于利

1979年2月17日交火时，越军装备的是苏式、美式装备，美苏两国都是超级大国，各自的军事装备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，各种装备在性能上是优于我军的。且我军在作战期间的伤亡并不小，“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，我军牺牲6900多人，伤14800多人，2月17、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，后勤部门措手不及，伤员牺牲很多。”

按照当时情况，1979年中越边境作战的惨烈程度和朝鲜战争的伤亡是有得一拼的，如果继续作战下去，伤亡还会继续增加。

我们在战略制定前就已决定不侵占越南一寸领土，越军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我军重创，如果继续作战，我们能得到的也只是“战后需要归还”的阵地，这样战士的牺牲就没有任何价值了。从这方面来看，继续作战只会是弊端大于益处。